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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项目招标成“私人订制”，一个商人搞定11名官员；采购一本练习簿“雁过拔毛”收5厘钱“好处费”，几十家出版机构在中小学教辅材推销中行贿，招标采购部门官员“前赴后继”受贿落马……近期安徽曝光的几起教育腐败案，透露了学校设备、教材等招标采购过程的乱象和制度漏洞。
教育扶贫项目招标成“私人订制”，一个业务经理“搞定”省厅和7个区县官员
近期，江苏锡光科教设备公司业务经理成某行贿案在安徽池州法院审理宣判。经查，2011年以来，为销售教学仪器，成某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项目招标采购过程中，先后向安徽教育系统11名官员行贿，涉及省教育厅和7个区县，行贿金额达232.5万元。
作为一名外省销售人员，成某是如何“搞定”安徽多名官员的呢？据了解，2011年，成某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一名机关驾驶员“牵线”，结识了时任该厅基础教育处处长缪富国。2012年，经缪富国向池州市贵池区教育局领导“打招呼”，锡光公司成功中标该区当年的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为感谢“帮助”并希望日后继续得到支持，成某送给缪富国30万元。
靠省厅处长“打招呼”中一次标之后，为了年年中标、在更多地方中标，成某开始更大范围地“活动”。从2012年到2014年间，成某先后向安徽池州市贵池区、东至县、石台县，阜阳市颍州区、颍泉区及泗县教育系统的10名官员行贿，涉及县教体局局长、教育局副局长、电教馆馆长等多人。
办案人员介绍，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有一套公开招标程序，但通过提前“做手脚”，受贿官员与成某按照成某公司产品的技术参数编写招标要求，并在评标打分时“有所偏向”，使公开招标实际上变成了“私人订制”。
通过类似手法，成某在安徽多地的教育薄弱学校项目招标中屡屡中标。其中，在池州市贵池区连续3年中标。在阜阳市颍州区两年连中4标，中标金额达1110.7万余元。
本案一名落马官员说，之所以会出现“萝卜招标”，是因为在教育设备招标中存在着“人为可操作空间”。“如果想照顾某些公司，可以在标书制作时放宽条件，或者适当修改标准来‘适应’他们，外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他说。
“雁过拔毛”一本练习簿收5厘钱“好处费”
除了设备招标，在近期发生的安徽教育窝案中，教材、教辅、图书采购也成为腐败“重灾区”，多名官员涉案。
曾担任安徽省教育厅教育装备中心主任、基教处处长的缪富国，仅一人就先后45次收受13家出版机构的贿赂，为其教材、教辅的推广、选用给予关照。而其继任者——安徽省教育厅教育装备中心主任王东华，为新华文轩出版传媒公司中标图书采购项目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安徽分公司负责人王某一张50万元的银行卡。
在这些案件中，实施行贿的包括多省市的出版社，其中多家为全国知名出版社。他们推销的既有初高中数学、英语、物理、音乐、美术等教科书，也有名目繁多的教辅材料。
据了解，利益驱动之下，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对于教材的质量并不严格把关，导致进入学校的教辅材良莠不齐。
一位安徽教育界资深人士说，一方面，国家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教材费和学杂费，在做减法；但另一方面，各类教辅材费用却频频上升，又在做加法。他曾在安徽某县做调查，小学和初中阶段，国家每年每人免除六七百元的教育费用，但是学生的教辅材费用也达到六七百元。在高中阶段，一个学生一年下来买教辅材料要花1000多元。“这笔钱对城市家庭来说可能不多，但对山区贫困学生来说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他说。
此外，还有一些案值不大但性质恶劣的“微腐败”。如蚌埠市淮上区教体局校产办原主任刘某，在采购区属中小学学生练习簿的过程中“雁过拔毛”，按每本5厘钱收取供货商的“好处费”。
虽然单笔“回扣”不多，但由于采购量大，从2012年到2015年间的8个学期里，刘某集腋成裘共收取“好处费”1.6万元。新华社合肥7月10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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